我们从未从历史里学到什么！历史这个东西，一直都在笑话我们，所谓的“经验”只不过是一味不断重复的笑料；在“历史”这条邪恶的长河里，人类的恶棍与鬼类的邪祟勾结在一起，合谋着剥削那些老实巴交诚恳忠良的芸芸众生。历史是一台无限延续着的绞肉机，不断地切割绞碎着众生的血肉尸骨；剧痛与苦难弥漫着，大地一片腥红，腐烂的腥味呛得人们苦泪横流！时间几乎是不存在的——时间只不过是一代又一代人把苦难与疼痛留传下去的一种意志过程。仁义道德？——历史惯用的假象，王朝用来蛊惑人心的小手段罢了。人类生存状态延续的过程叫做历史。
恩惠论是导致众生不平等与社会阶层出现的根源。一小部分人对一大部分人说：你们要感恩啊！你们要记着我们赐予的恩惠啊！是我们让你们活着的啊！……多么荒谬的“恩惠论”！感恩？感谁的恩？谁又应该感恩？恩惠论是反正义、反公平、反人权、反平等、反自主、反自由的、反人格的；是的，它不反人性，但它反人格和人权！恩惠论是顺人性的，因为人性是邪恶的！在万物中，只有人类提倡这种东西，动物、植物、菌类乃至无机物，都没有这种感恩意志。儒家说：父母对儿女有生养之恩，所以后者一定要感恩前者。那么：所有的禽兽都是一样的，母兽生下小兽后，都会把它养大的，也没见前者要求后者感恩。生养行为不是恩德，而是一种符合宇宙世界自然发展的意志法则，是一种生物性，是天性，是爱。爱不是恩：爱是平等的、符合自然意志的一种天性表达；恩是不平等的、不符合众生之道的、只符合人性需要的一种自私的设定。爱是无私的、自愿的；无任何功利性与目的性的；恩是有私的、他愿的、怀着一定的功利性与目的性的。爱是天性，是真正的生命性；恩是人性，是偏离了原始生命性的功利性。翻开历史书籍，中国几千来都在标榜着“忠孝”二字。忠孝者：忠君，孝父。感君恩，感父恩，感师恩，感这种恩感那种恩……中国人不是在“感恩”就是在“感恩”，好像这辈子除了感恩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了一样，这还怎么发展？从恩惠论发明的那天起，社会就有了等级制度，人们就有了身份地位之分，众生就失了平等和自由。臣民见了君主要跪拜，下级见了上级要行礼，晚辈见了长辈要请安，这不仅是一种意志剥削，而且还是一种法则压榨。
我想说的是：当人们把感恩当成了人情任务和人道标准时，实际上是人们已经丢失了一部分本质与根源。感恩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虚荣，与信仰一样，是一种宗教剥削。
历史不是让我们无知，而是让我们愚蠢。无知和愚蠢是完全不一样的。无知是先天的，愚蠢是后天的。人生下来就无知，因为他从未经历过任何事情，从未接受过任何外界信息，所以就没有任何感知力、分辨力、判断力、审视力、决断力和设定力，这种几乎接近于零的人生初始状态叫“无知”，这种状态是先天性的。愚蠢是一个人经历了错误的后天教育，接受了太多错误的、固定的、标准的、只符合传授者意志需要的外界信息后，从此进入了一种感知力低下、分辨力含糊、判断力微小、审视力混乱、决断力庸俗、设定力衰弱的不利于审时度势的不佳的自主意志状态，这叫“愚蠢”。愚蠢是由后天的人为性的功利主义教育造成的。人类的教育为何是一成不变的功利主义的知识灌输？因为这样训化后代更加符合所谓的“历史进程”。我在这里用的是“驯化”二字，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教育实质：上一代人像驯畜生一样驯下一代人，其目的只有一个：驯成牛、马与狗，或是驯成工具、奴才。一代又一代人都是这样延续下来的，这是历史的需要！而真正的教育是引导，不是驯化。驯化者，伪教育。但是请原谅，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接受的都是伪教育，因为这是社会构架的设定和国家政治的规划，历史经验只会让社会和国家受益，从来不会让人民受益。
历史是原地踏步踏，从未前进过一步。汉朝推翻秦朝，晋朝取代汉朝，宋朝代替唐朝，明朝又打倒元朝，这不是前进，不是革命，这只不过是一个集团取代了另一个集团。这是政权与利益的易主，与革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历史上的每一次起义都以“革命”为借口以“反暴政”为理由，这是很无耻的！人类永远都是历史的献礼，苦难是泯灭不了的症状。苦难是一部分人的观念雷池，是另一部分人的功利温床。这就是平民与贵族的永恒连结。历史为这种连结保驾护航。历史上有无数次的造反和起义，但是都不算革命！“革命”者，悖论也。所以革命这种事，成功的几率是不大的。这样说起来，历史告诉我们的基本上都是假信息。我们相信历史，只是为了相信自己是一件有价值的物质——是由上一代人传下来的一粒种子。我们甚至可以自我哄骗：这就是“接班人”这个概念诞生的原因和结果。繁衍后代也许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但也是一件极其平凡的俗务。繁衍后代是一个可以说是伟大也可以说是低俗的习惯。习惯是状态延续的借口。习惯由历史支撑，历史性是人性的一种依据；人的生活习性在很多方面都要依赖历史性。下一代对上一代言听计从的传统就是血脉文化的一种历史性的延续，中国人把这种传统叫做美德。恶、误、苦，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陋习，被许多腐败的传统知识分子拿来对抗神性。儒士以顽固的道德学家的面目现世，结果反而造就了一个伪道德极端盛行的颓废的庸众性社会；但是，这个社会却能更好的承认统治阶级与剥削者的合理性。曾几何时，人们的自主性开始丧失，这是“仁义道德”的误导所致；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都在异口同声地道：“有史以来人们都是这样过的，所以我也应该这样过。”这就是“我的前辈们都是能吃苦的人，所以我也要能吃苦”的哲学注解。“吃苦耐劳”是史文化留给底层民众的唯一遗产！
后人都是踩着先人的足迹前进的，所以说这不叫前进。人类要进步，后人一定不能踩前人的足迹，晚辈一定不能对前辈言听计从；只有一代又一代人都能保证自己有新思想新意志新行为新创造，在这样的前提下，社会才能繁荣昌盛，人类才能不断进步。但是，我不得不说，中国人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中国疆域特别的地形、气候、温度，催生了特别的文化、社会格式、生存构架和生产方式：“全农耕”式的生产方式直接让中国的社会成为“家庭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须要保持一种严谨的、和气的、协调的、统一的、不能有任何矛盾与冲突的交流方式，生产工作才能顺利的进行下去。久而久之，“听话”或者叫“服从”，这种举世公认的传统美德与美好习惯就形成了。在中国，这种习惯很重要，听话的人很受欢迎，不服从的人会遭人白眼。子女不听父母的话叫不孝；晚辈不听长辈的话叫不尊；学生不听老师的话叫无礼；下级不听上级的话叫无理。在这样的规章制度下，人们的新思想新才能往往很不容易让人承认与接受，天才也很难有出头之日。只有庸才与笨蛋才会听话，因为他自己没有什么想法与创造能力，所以只能照抄别人的技能与做法，别人叫他怎么做他就只能怎么做；天才是不会听话的，他出众的思维能力与创造能力不允许自己效仿与服从别人。因而，传统美德与历史习性只符合庸才们的观念，不符合天才的意志。
中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不是没有天才，而是就算出了很多天才，也被特殊的历史传统和忠孝文化压制了。至少可以说：中国大部分天才都被扼杀在了萌芽状态，因为忠孝文化与君父政治是不允许出现第二个声音的。中国人的服从性特别强，这种特点应该没有其他国家的人可以比的。譬如一家工厂，头天，老板说：今天大家做A产品，要完成一千五百件的产量。工人们做完了。第二天老板又说：一千五百件的产量太轻松了，今天完成一千六百件。工人们又做完了。第三天：一千七百件，没人有异议。第四天：一千八百件，还是没人有意见……那么，请问：工人们服从性这么强，这么听老板的话，到底是害了谁又利了谁？
历史经验与传统美德驯养出无数的奴隶与工具。而底层人从历史经验中学到的唯一经验就是：怎样把自己变成更好的、更有价值的、更能发挥出贡献度与执行力的、更受社会与上层人欢迎的奴隶与工具。底层人学历史，何其哀哉！
经验主义是历史的一个特征与出彩点。经验主义是人们大张旗鼓推崇的，然而在这方面，人们都是意识不够清晰！大脑控制心灵去接受一些虚假的伪信息，几乎成为了底层人培育意志的一种潮流；这股潮流延续千万代，经久不衰。这是底层人苦难的关键来源。“历史”，这个词组本身就有一种十分荒唐与矛盾的谬误性。周人把“仁信义礼”带进世间，开启了人们的道德观；后来，用道德观对抗恶、误、苦，就成了一种生命的惯性与时尚。道德观不是虚荣，是生存观的俗性体现，可以与神性分庭抗礼。先秦时期，道德观衰弱，这是一个敏感而又合适的时代，孔子横空出世因运而生，他钻了一个巨大的人性的空子，于是让衰弱了的道德观重新丰满强盛起来，于是他成了“圣人”。历史不是历史书，前者是什么谁也不清楚，后者只是统治者想让——需要人们看到的——一种信息显示。这种信息显示只对统治者与上层社会有利，所以，于劳苦大众，这是假的，不可信。历史书连神鬼之说都可以厚颜无耻地拿来做内容，那么，孔子圣人的含金量就很是值得推敲了。先秦时期是中国文明的第一个巅峰期，先秦诸子，哪一个不是身怀绝技高深莫测之辈，孔子是诸子中最差劲的；诸子都有自己的原著，而唯一没有原著的是孔子。孔子把前人的作品收拾整理好，当成自己的学说，并且不要脸地说：我创立了儒教。很明显，儒教不是宗教，它只是一个学派，却被国家当成国教，这本身就很瘆人！中国人的苦难史不是从先秦时期开始的，而是从先秦时期开始盛行的！
历史书显示给我们的信息都是模棱两可的，其目的就是为了误导我们的感官——是为了将我们的人性导向国家政治设定的方向。这是奴隶的方向。奴性必须要在庸众的人性中占据绝大部分的疆域，必须要把庸众的神性和主性完全压制住，这才是能够保证社会和国家完全安全的唯一途径！历史书就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才存在的，否则它毫无意义！事实上是统治者写历史书是为了更好的完成自己的权力垄断和杀伐决断，在藐视弱者和崇拜强者的各个时代，统治者安排弱者背负了所有的苦难与疼痛，并对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历史责任，意义深远，价值伟大……弱者们相当听话，因而，奴隶的时代永不会结束……
2023.1.28
